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军事思想理论是军事文化的灵魂，决定着军事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自觉系统的先进军事思想理论建构，是确保军事文化的科学性和正确发展方向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军事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方法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向、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讲话不仅为我们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为我军军事理论建构指明了发展方向。当前，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要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更加需要在实践中进行自觉的军事理论建构，从而实现军事文化的创新发展。

一、军事理论建构的价值引领关系军事文化创新发展的前进方向

理论建构是有方向的，与理论创建主体的价值信仰紧密相关。在军事文化理论建构中，理论主体要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并在理想信念的引领下，坚持正确的理论发展方向，结合实践需求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确立自己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军事理论建构是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科学理论，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就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是党所倡导的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积极传播者与模范践行者，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先进军事文化。实践证明，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理论建构过程，之所以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立场，主要原因还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邓小平曾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回顾历史，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之下，创建了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思想文化体系，阐述了战争的起源和性质、战争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联系的基本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如何建设人民军队以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如何作战”等根本问题；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古田会议决议》等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会议决议诞生，这些著作、决议等思想理论的创建，明确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职能、使命等，并成为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什么时代，什么情况，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根本信仰，都是先进军事文化生成过程中进行理论建构始终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人民军队的价值体系为核心进行军事理论建构是关键。军队价值体系的最终落脚点是形成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始终把思想道德的纯洁和理想信念的坚定作为对革命军人的根本要求。建军之初就创造性提出了思想建军的理论，使官兵明白我们是为打土豪分田地，为人民翻身解放，为建立新中国，为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而战。“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搞清楚了“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站岗”的问题，就使广大官兵有了明确的目标，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所以，军事文化理论的建构必须抓住军队的价值需要、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键，在反映党对军队的政治要求、人民对军队的政治期待的基础上，构建出启迪官兵思想，统一官兵行动，并经过军事实践最终积淀成军人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这不仅关系着军事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着军事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以提高战斗力为目标进行军事理论建构是根本。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打赢战争永远是军队的使命。军队打赢战争靠的是战斗力。作为生成、巩固、提升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军事文化的理论建构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着眼战斗力提升这一目的，这是衡量军事文化建设的根本尺度和必然要求。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始终认为，不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不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去进行这种贯注”，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实践也充分证明，从古至今，战争不仅是武器装备的较量，更是人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智慧的较量。所以，军事文化的理论建构更要始终坚持战斗力标准，使之能够在军队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从而达到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和激励士气的目的。

二、军事理论建构的传承创新影响军事文化创新发展的根脉活力

理论建构是绵延不断、接续推进的过程，其本质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开拓创新。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军事文化的理论建构更是如此。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已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军事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军事理论，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才能更好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创新发展。简言之，坚持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才能使军事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传承创新是军事理论建构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的影响，为我军军事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历史和现实也证明，我军96年波澜壮阔的军事实践中，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建构出符合中国国情、时代特点和军事实践要求的思想理论体系，才正确指导了我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和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的成功取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当然，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只有顺应时代要求赋予新的内涵才能永葆生机活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军面临着的矛盾困难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更加需要我们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我军建设发展实际相结合，在创新解决军事实践的矛盾问题中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坚持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是军事理论建构的源头。军事理论建构一刻也离不开对传统军事思想的批判继承，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是我军军事文化的生成发展，还是不同时期军事理论的创新丰富，从来都是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遗产。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军事斗争史上，成百上千次的王朝战争和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成就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代兵学文化，形成和孕育了光彩夺目的优秀军事思想。实践也充分证明，从春秋战国的孙武、孙膑，到三国的诸葛亮、宋朝岳飞、抗倭名将戚继光以及郑成功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哺育出的众多出色名将，他们在军事斗争中创造的军事理论，至今仍闪耀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但是，也应该看到，作为历史产物的传统军事思想，既包含许多优秀内容，也不可避免地混杂一些糟粕成分。这就决定了，军事理论的建构既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要认真研究历史上优秀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们关于反映战争指导一般规律的治军、选将、料敌和用兵等优秀文化传统，从新的角度和层面切入，以更宽广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起点和层次上，结合现代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构建新的军事思想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坚持对我军军事思想的总结超越是军事理论建构的核心。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又归于实践。军事理论的建构是在实践发展推动下基于原有军事理论进行的经验总结、归纳和升华，更是在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过程中对原有军事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体现了对原有军事思想的一种超越。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思想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现代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对革命战争、军事斗争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文化思想在现代中国的新发展。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不仅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吸取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外优秀军事思想精华，既继承了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原则及宝贵经验，又根据时代的特征在运用中不断地加以发展，提出了军事斗争和军事建设的基本方针及基本指导原则，为人们研究和解决军事问题提供了总体性理论指导，体现了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正在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军军事理论的建构更要着眼于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不断概括和遵循人民军队发展的根本规律，同时还要以新的视角紧跟现代军事战争发展演变，不断完善我军军事思想理论，使其体现新的时代要求，紧跟时代发展方向，从而为汇聚新时代强军事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提供有力支撑。

三、军事理论建构的实践需求决定军事文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实践需求是催生理论建构的根本所在，也是验证理论力量，激发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柏拉图曾指出，必要性是发明创造之母。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正所谓，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代表我军先进军事思想文化的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以及习近平强军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指导下，结合不同时期我军实践需求总结升华形成的军事思想成果，体现了聚焦军事实践需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军事思想生成机理。当前，国际军事竞争日趋激烈，要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军事理论建构更要着眼于当下实践的新要求，破解和回答军事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发展原有军事思想理论，同时还要发挥军事理论建构的先导作用，牵引军事实践创新发展，从而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力量支撑。

基于军事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进行军事理论建构是前提。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曾指出，理论是系统化的经验。总结经验对于理论建构来说确实很重要，不仅可以为理论建构提供事实参照，而且是理论建构的基本环节和重要途径。离开了经验的理论，只能变为对文本的注释。马克思在探讨研究历史的前提时就指出：“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我军先进军事理论的建构，同样需要对军事实践经验进行总结，这是建构新理论的基础步骤与首要环节。从总结经验的过程来看，对军事实践活动、军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素与内在关系进行梳理，回顾人类及我军军事实践、军事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我军先进军事思想文化的理论生成积累丰富的材料，为军事思想文化理论的研究提供丰厚而肥沃的土壤。经验直接源于军事实践活动，其价值在于能够为人们的军事思维、军事活动提供经验参照，为人们规划、建构新的理论，从事新的活动提供经验保证。同时，军事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根据变化了的军事实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而为形成新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概括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于军事实践基础上的理论论证进行理论建构是关键。历史经验并不能等同于理论本身，仅仅有经验材料的堆砌，还不能直接转化为理论，即使经验在要素、关系上进行了理清，也不能完成理论生成的最终任务。理论研究要注重新鲜的、第一手的经验材料，但是理论研究的方法又不能落到经验主义的巢臼之中，而应该引入正确的理论思维来统率经验材料。正如马克思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和理论分析能力，缺少理论对经验的提升，就很难找到经验背后所隐藏的一些规律和本质。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也好，新军事变革的实践也好，“事后诸葛亮”式的经验总结都不能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实践前行的道路还需要蕴含理性的理论来做指路“明灯”。先进军事思想文化的理论建构，同样也必须努力深入军事实践，在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军事理论上的提炼、概括，从总体和宏观的角度进行论证分析，才能形成贴近我军实际，具有前瞻性、规律性、实用性和时代特色的军事文化理论。

基于军事实践基础上的理性升华进行军事理论建构是目的。理性升华是指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对探索成果与探索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归纳，进而从实践经验中科学抽取事物本质的规律性成分的理论创建过程。理性升华是形成新思想、新理论的关键环节。爱因斯坦曾说过，从经验性材料到逻辑性演绎并没有一条逻辑的道路。从经验到理论，需要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和改造，使感性上升到理性。毛泽东概括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即“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就是理性升华的过程。军事思想观念、军事思想理论的形成，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军事实践的要求，自觉进行理论建构。理论建构主体必须深入军事实践之中，成为军事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经验的真实体验者，才能够缩短理论与实践的时空间距，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军事理论建构主体要善于运用抽象力来分析经验、建构理论，通过日常军事实践活动的感知、文本的解读或逻辑推理，透过经验所呈现出的表象，来分析表象背后所隐藏的一般规律，从而推动理论不断向前发展。

基金项目:信息工程大学2023年校级思政专项课题“中国共产党政治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2023JY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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