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健康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年以来，人们已经形成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与社会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济效益性，一直成为卫生人的困扰。尤其在2003年非典时期，和从2020年开始的三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如何兼顾医疗卫生行业的公益性和效益性，仍然是一个难题。

1985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医疗卫生系统也开启了改革的历程。当时医改的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政府态度是：给政策不给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放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市场经济大环境背景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自谋出路，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扩大经济效益。所谓的人道主义等类似超越物资、经济概念的观点，似乎只是存在于卫生人的誓词中。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单位对职工的考评，经济效益指标位列第一。

药品收入、医疗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是医疗卫生机构的三大收入来源。2009年实行药品零利润以后，来自药品的收入就没有了。药品零利润是在新医改方案中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现象而出台的惠民政策。通俗来讲，就是严格控制药品价格，减少药品流通过程中的层层利益分配，使药品价格维持在最低的水平，以达到惠民的目的。

规定是规定，现实的情况是：基层卫生院用了几十年的治疗感冒的“克感敏”片，由原来的0.05元/片/500mg上升到后来的0.65元/片/500mg。2019年末了解的情况是，卫生院药房已经缺货很久，部分药店能够买到。上个月(2023年10月)去了居住附近的几个药店，已经买不到了。销售人员推荐的是功效相同的“感康胶囊”等，价格在1.2元/粒/250mg，成人一般需要每次两粒才有效。对于一个普通的感冒，原来只需要一片，花0.05元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需要两粒，花2.4元才能达到效果。

本地以前的中心卫生院可以进行单纯的阑尾炎、胆囊炎和剖宫产等常规手术，老百姓可以就近在卫生院顺产。2012年以后，江油市40个乡镇卫生院只有2个卫生院享有接生资格，外科手术也基本绝迹。几乎所有的产妇都无可选择的去了市里二级及以上的医院，费用也从过去的一两千元上升到五千元以上。如果再加上患者及家属的交通费和生活费等，明显的是更贵了，更不方便了。

HCR Healthcare团队曾走访过各地约30余名医院院长，就药品零差率问题他们普遍认为，药品零差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药价贵”的问题，与其说“零差率”是医院的一种控费手段，不如说是一项“政治任务”。

现在本地的住院就医和医保报销流程一般是：患者凭医保卡进入任一家当地政府举办的公立医院或卫生院，按本医疗机构级别缴纳医保起付线金额办理入院，正常治疗后，办理出院时医保系统自动进行结算，药品和诊疗项目全额报销、比例报销、全自费等一目了然，患者结账出院，然后由医疗机构按月汇总与医疗保障局进行报账。此时，医保局的各种审核来了。药品占比超标、自费率超标、诊疗项目超范围、用药不规范等，总之一句话，医疗机构几乎不可能得到全额补偿，只是被扣的比例大小而已。

地方改革实践证明，仅靠推进医药价格改革的单一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利于建立公立医院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在推进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的同时，应加快推进财政、医保、医疗控费、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改革步伐，协同推进，形成政策合力。

在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重中之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作为深化医改、分级诊疗的重要举措；是在疫情常态化下，筑牢基层防控能力的重要防线。尤其在新冠防控这几年，常规的核酸采样及上门采样、流调、高速路口卡点值守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大幅度增加。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着最基本、范围最广的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来完成的基础工作，必须增加门口测体温、核酸采样等人手，这就不得不增加单位人员费用的开支。村社干部，甚至是社区义工，可以有按天计算的劳务补贴，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却没有，只有单位的制度排班：三班倒、两班倒、二十四小时换班。抗疫三年，当地财政终于在今年的七月给一线的医务人员按出勤情况发放了每天一至三百元的疫情防控补贴，基本上是人均不足五千，后勤及辅助科室人员还一分没有。

医疗卫生行业的主要收入当然是医疗收入，其次是财政补助。对于人才济济的县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医疗收入是名副其实的主营收入。但是对于人才缺乏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他们的主营收入就是财政补助。

江油市某乡镇卫生院2021年度医疗总收入247.73万元，其中没有利润的药品材料占总收入的53.95%，剩下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只有114.08万元。全年的基本药物和公共卫生财政补助分别为53.04万元和63.48万元（包含村医生的下拨经费）全年财政补助收入总额126.73万元（包含退休人员生活补助），明显的依赖财政补助，医疗收入较低。该卫生院年末在职职工14人，人员费用（包含工资和社保）170.48万元，占费用总额的42.54%，没有利润的药品材料133.65万元，占费用总额的33.35%，都是不可替代的硬性费用。该卫生院距离江油市区30公里左右，并不算偏远山区。开不了源，也节不了流，如何来提高经济效益，为职工谋福利呢？

近几年来，“医闹”成为一种新型职业，更有伤医事件时有发生。曾几何时，治病救人，受人尊敬的“先生”成为了众矢之的，随之而来的“过度医疗”一词也登上了热搜。

何为过度医疗？过度医疗是指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过度医疗是与道德相违背的，是法律以及相关制度所被禁止的。

过度医疗的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又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因为，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的不同时期治疗方法也不同。就拿感冒来说，做CT那就是过度医疗，但如果做常规的血液检查那就不一定了，很多病症相似，医生需要借助医疗仪器的检查数据来确诊，其中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需的、哪些是多余的，都是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而定的。因此，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此外，在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过度医疗的认识也不同。在 2021年全民接种新冠疫苗期间，江油市境内发生了不止两起的医疗纠纷。医疗机构按政策、按诊疗程序规范操作，但是极个别患者的特殊体质导致了不适或死亡，家属坚持认为责任在医院，并且不配合走司法程序。最后，为了平息风波，维持社会稳定，医院给予人道主义赔偿才算了结。

医疗行为本身是一项专业而复杂的医患配合行为，疾病本身的发展变化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人性的复杂性，患者及家属的情感因素等，过度医疗一词显得特别突兀。曾几何时，和谐的、深厚的医患情谊，仿佛是遥远的远古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和进步，社会法律的建立健全，过度医疗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怪胎”。过度医疗所面对的是社会、人性和法律法规，不是一蹴而就能消灭的。

总体而言，中国的卫生效率不算低，已经走出了一条以较低投入、覆盖较多人口的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医疗效率仍然需要较大的提升，以应对和改善医疗资源供给不足，资源配置结构失衡等现实问题。医疗卫生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医疗卫生支出往往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优先得到满足。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得到不低于当地中等收入的保障。

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医疗改革，意在探索一条经济普惠的医疗保障之路。欧美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高保障的医保养保政策，并不适合我们这样的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卫生行业改革之路，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总结和发现。医疗卫生是关乎全民的事业，其公益性是首位的，其次才是经营性质的盈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