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传世之作《呼啸山庄》（1848）一直被人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最奇特的小说”，吸引众多中外著名的评论家及小说家的目光。方平先生在译序中写到：“就像逗留在‘蒙娜·丽莎’嘴角边的神秘的微笑，《呼啸山庄》也显示了一种永久的艺术魅力，紧紧包藏在书中的是怎么一个信息呢？这似乎也是一个猜不透的（至少是不那么容易猜透的）迷啊”。^[1] 一些评论家斥之为一部骇人听闻荒谬绝伦毫无意义的作品，认为小说充满阴森恐怖病态心理和异教思想。尽管这部小说给人晦涩、阴暗，压抑和死亡恐怖的感觉，但在这压抑和恐怖气息后，我们却可窥见闪烁其间的爱的光芒。艾米莉用她唯一的一部小说表达在女权主义萌芽初期自己的观点。
一、女性地位和父权制社会

19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阶级矛盾十分突出，等级观念固若金汤。劳动人民不仅受到腐朽的土地贵族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受到新兴资产阶级权贵的欺压。女性和无产者一样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身为人的权利。“妇女无论出生于哪个阶级，她们在法律上的地位都等同于男性罪犯、疯子和未成年人”。^[2]中产阶级妇女的命运尤其可悲，因为妻子女儿不工作被当作财产和地位的标志，她们被关在家中，终生依靠男人——父亲、丈夫、兄弟或儿子，成为俯仰由人的玩偶。对她们来说，婚姻是她们最好的归宿，她们一生的成败就在此一举。但是，“在婚姻中，妇女往往是一颗筹码，用来巩固家族的地位和增进家族的财富……家庭能不能同意一门亲事，主要是看求婚者的财产和地位，门当户对是首要的条件”。^[3]根据当时的法律，“妇女一旦结婚就要失去法律的存在。夫妇属于同一个法人，这个法人就是丈夫”。^[4] 

这种状况根源于当时社会的父权制。在这种父权制的统治之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受男性专制教育、思想情感上受压抑。艾米莉·勃朗特生活在19世纪初期, 即动荡不安的维多利亚初期和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城镇肮脏，河水受到严重污染，霍乱、伤寒等疾病蔓延。人们受着饥饿、贫困、瘟疫的折磨。加上等级观念森严，男权至上，妇女的命运更是悲惨。当时的工业革命影响整个英国社会, 甚至整个世界。随之而来的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重, 而相继出台的一些法律所保护的又是有钱人的利益,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之后爆发著名的“宪章运动”, 罢工不断, 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每一个英国人的心灵都像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 即使是北部偏僻地区的地主们,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安然无事了”。^[5]（

二、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女主人公的婚姻

《呼啸山庄》的故事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带着对父权制社会的深刻洞察和体验，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勾勒一幅父权制社会的畸形图景：在父权制等级观念和性别观念的腐蚀下，人们的思想被束缚，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停滞不前。同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者和女性受尽凌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扭曲人性，做出种种恐怖的事情。《呼啸山庄》的爱情悲剧以希利克历夫与凯瑟琳的爱情为基点。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希利克历夫性格的双重性体现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现实的残酷复杂。人对现实幸福的渴望出于人的本性，然而社会现实使这些被压抑的欲望畸形滋长，其恶果是使人性中那些健康的、积极的因素畸变为病态的、消极的因素。

没有这个大背景, 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凯瑟琳不能违背意愿地嫁给画眉山庄的小主人。当时她的内心有过激烈的斗争: 假如我和希利克历夫结了婚, 我们俩都要沦为乞丐, 而要是嫁给了林敦, 我就可以帮助希利克历夫逃离哥哥的魔掌。出于这样的考虑, 凯瑟琳离开了希利克历夫, 才促成了后来的悲剧。她致命的弱点是: 无法抗拒画眉山庄的优雅生活的吸引和自己的虚荣心。她觉得林敦漂亮,年轻又有钱, 她会以这样的丈夫而自豪, 会令邻居们羡慕。而嫁给希利克历夫会贬低她自己。由此她背叛自己的真正本性，只为那尘世浮华的缘故嫁给画眉山庄的小主人。从此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她不仅轻贱自己的一生, 也毁了希利克历夫的一生。可以说他们俩的爱是被当时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所拆散的。

凯瑟琳虽为富家小姐, 却炽热地爱上孤儿希利克历夫。但在选择结婚标准上, 她忽略内心的真实，没能摆脱画眉山庄优雅生活的诱惑,和传统观念的羁绊。为满足虚荣,、获得社会权利与经济地位, 她嫁给画眉山庄的小主人, 从此开始爱情悲剧。婚后, 荡不起感情波澜的家庭生活使凯瑟琳抑郁寡欢, 她发现失去的人比得到的好得多, 她对希利克历夫的爱有增无减。而希利克历夫在得知凯瑟琳要嫁给画眉山庄小主人后毅然离家出走。3年后, 这对恋人得以相见, 而此时希利克历夫已变成一个疯狂的复仇者。凯瑟琳一直受着心灵的折磨, 忧郁绝食而死。希利克历夫在复仇的过程中,在下一代身上看到当年他与凯瑟琳的爱情, 在爱的感召下, 他良心苏醒, 情不自禁地停止复仇的双手。后来他也绝食而亡。这对相恋的灵魂终于在另一个世界相聚。

小说女主人公凯瑟琳叛逆、任性、脾气暴躁且随心所欲。当她哥哥辛德利让凯瑟琳读《圣经》时，她却将圣书踩在脚下、扔进狗窝。但凯瑟琳也不完全是个反面角色，她有其进步意义。她把男人和女人至于相等的高度，不愿听命于男人，有自己的思想。有评论家认为凯瑟琳是整部小说的中心，认为真正的魔鬼般的情人是凯瑟琳而不是希斯克厉夫。凯瑟琳的性格具有双重性。在她的内心，凯瑟琳拥有着与辛德利一样的贵族优越感，想嫁给一个体面而又富有的绅士过着浪漫的生活。事实上，她的婚姻选择是她一生中致命的错误，是对自己人性的背叛。她一直到死也没有在希利克历夫与林顿之间做出抉择，因为两个人能够满足其不同层面的爱。凯瑟琳的一系列行为都暗示着她充满矛盾冲突、倍受折磨的精神世界，她那性格自我分裂的深重的悲剧生涯。事实上，凯瑟琳有两个自我、两个本性。这就是凯瑟琳的悲剧，具有感人肺腑的悲剧魅力，展示出小说无与伦比的丰富内涵。

三、女性社会主义批评与艾米莉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男尊女卑、等级制度森严的年代，也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贫困。生活在一个充满传统父权制等级观念和性别观念的社会中，凯瑟琳和希利克历夫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他们注定要成为父权制的牺牲品。失去爱人，希利克历夫开始复仇，从受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复仇之所以能得逞全凭父权制社会的默许。“希利克历夫就是小说人物化了的艾米莉”。^[6]勃朗特在塑造希利克历夫这个人物时融入她童年不太愉快的经历,在这个人物身上还有作者脾气暴躁的父亲、为失恋而疯狂的弟弟以及哥特传说中的“恶棍英雄” 的影子, 希利克历夫“提取了虎、狼、恶狗、野猫的显著特征”。^[6]正因为如此,勃朗特笔下的希利克历夫的心理是反常的。他从一个孤儿变成了复仇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原因,。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孩子被剥夺爱会变得没有能力去感受那种感情, 或者以某种毁灭性的方式将其扭曲。仔细分析他的成长过程，我们会发现,在他的心中,一切事物都被扭曲了,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进行疯狂报复。他与凯瑟琳的爱是一种超常规的爱：他们不是通过取悦彼此来相爱, 而是将巨大痛苦施加给对方；他们不谈生活在一起,而是谈死在一起；他们不是靠进食来维持生命, 而是靠绝食来维持生命。最终都痛苦地死去，这正是他在恋爱上的绝望和畸形心理。

19世纪的英国，爱情和婚姻以金钱和地位为基础。就婚姻问题而言,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把婚姻看作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制度的一部分。在此制度下,妇女要么在婚姻内被合法地买卖,要么被作为妓女非法买卖。在《呼啸山庄》中，尽管凯瑟琳粗野狂放，对希利克历夫的爱很执着，也还是逃脱不了她所在的阶级的世俗观念。在虚荣心的驱使下，成了画眉山庄的女主人。而埃德加娶凯瑟琳是因为她是这一带最美的姑娘，娶了她，会让他感到骄傲。因爱是自私的，排他的，故这三人之间的这种爱在现实是不能共存的。他们因爱而相继步入黄泉。

然而，艾米莉不仅刻画凯瑟琳与希利克历夫之间超自然激情的爱以及凯瑟琳和埃德加的世俗之爱，还探讨“爱与人性”的关系，强调其必然性，即两种自然力冲突后达到的平静和谐，就像自然界中所有的循环过程一样。在《呼啸山庄》中，爱情模式的不一使世界充满痛苦、折磨，而后因爱的整一回归，使世界充满阳光希望。小凯瑟琳与哈里顿之间的爱情是凯瑟琳与埃德加世俗之爱和凯瑟琳与希利克历夫超越人世之爱融合与延续，这爱的延续，象征着人类美好的希望和前景。

艾米莉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也是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她将女性的追求以及女性要和男性平等的愿望用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努力争取在这个男性的世界中占领一席之地。“艾米莉将凯瑟琳描绘成一个对爱情有追求的人，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女权主义的先驱夏勒·福瑞尔在爱情问题上的观点：既然社会传统允许男人爱其爱，那么女人也应该享有按自己愿望发展的恋爱自由”。^[7](艾米莉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那时女权主义还处于发展初期，她所持有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她的恋爱自由的思想是朴素的愿望。但她描写的女性处境较之18世纪前的英国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在18世纪前，女性在婚姻上根本无权自由选择，全凭父母做主，“当一位女性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在房间里被拖来摔去”。^[8]而《呼啸山庄》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却与同时代的小说大相径庭，在荒原的氛围中，“作者对这种人奇异的生存状态的浓墨重彩，使读者和两个主要叙述人一样被震撼却很难做出善恶的评价”。^[9]凯瑟琳不完全是旧文化旧道德的牺牲品，但她对爱情的激烈追求，或多或少地表现了19世纪妇女萌发的人性意识。“《呼啸山庄》是表现艾米莉感情、愿望、创造和思索、理想的一幅图画”。^[10]它向我们揭示小说的主题：爱是强大的，爱使复仇、争吵、仇恨消融，最终带来一个和谐、生机的、希望的世界。艾米莉写出她所生活的那个父权制社会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实际表达一种深刻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也终将唤起人们对父权制社会制度的警醒。

参考文献：

[1]Emily Bronte.Wuthering Heights[M].方平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12.

[2]May, Trevor.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 London:Longman,1987.

[3]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4]奚广庆,王瑾.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

[5]张奎武.英美概况(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107.

[6]邓颖玲.在希斯克利夫形象的后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6):37-40.

[7]高万隆.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J].外国文学评论1997,(2)：109-115.

[8]朱虹.伍尔夫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龚翰熊.欧洲小说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10]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